他随我走到门口，替我拉开门。他低头我抬头，额头正好撞着他的下巴，我迅速地往旁边一闪。
他说：“慢走。”
我正打算走，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我的词典呢？词典还我。”
他进屋，找到那本词典搁到我手上。如果说，他替我开门动作还算客气，把这本词典交到我手中，却是明显的不客气。
词典的头一页，夹着一个象牙书签。是我爸送我的，现在不见了。
我怒目而视，正要发难。他说：“在后面。昨晚我查了几个单词。”
“什么在后面？”
“你的书签。”
我生气不只为这个。
“第一页呢？怎么没了？”
“撕了。”
“为什么？”“你说呢？”
我扭头就走。
那本《永嘉郡记》并不厚。加上我在九通两个月训练出来的底子，加上沥川想看的重点只有文化和地理，我抽烟、喝茶、喝咖啡，不眠不休地干了一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十点，已经大致译完。词句不是很讲究，但对错肯定没问题。我又花了三个小时润色，然后见沥川的头像在CGP的MSN上显身，一封word文件从MSN上传了过去。
一会儿，弹出一条回信：“Thanks.Could I also have a hard copy?（谢谢，不过，我还需要一份打印件。）”我打字回答：“Don’t you have a printer in your office?（难道你办公室里没有打印机吗？）
没回音，不理我了。
过了半个小时，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是他的声音：“安妮，请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一阵小跑地来到沥川的房间。这回他不在床上，而是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我的译稿。他示意我坐，我只好又坐在那个白沙发上。前天的那块红色还留在原地，朗朗在目。
“谢灵运是谁？”
“东晋 大诗人。”
“东晋？”
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应该不生疏吧？
“陶渊明，你认不认得？”
“不认得。”
“谢灵运和陶渊明，是中国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创始人。”
“我问谢灵运，你提陶渊明干什么？”
“他们都是东晋时期人。”
“东晋是什么时期？”
无语！郁闷！王沥川，我真是高估了你的汉语水平！
我花了十五分钟，跟这个人讲东晋的历史。
“现在，你明白了？”
“明白了。”态度倒老实，“这么说，谢灵运在温州——那时的永嘉——待过？”
“他是永嘉太守。”
“这句话，‘Pond grows with spring grasses；Garden willows vary the birds thatthere chirp.’就是他的千古名句？
“嗯，中文读作：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我看写得不怎么样。”他说，“要不，就是你没译好。你说说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究竟好在哪里？”
“谢灵运被贬永嘉，心情不好，整个冬天卧床不起。有一天，他打开厚厚的窗帘，看见窗外的池塘，已长满了春草，园子里柳树发芽，鸟的叫声也大不一样。整个冬季的心灰意懒，于是一扫而空。”
看他听得不太懂，我又用英文给他解释了一遍。
“你明白了没有？”
“意思我懂，可我还是不明白，这句诗究竟好在哪里。”
“这句诗好就好在，它用了倒装句。”我在心里检讨，我不该译太多谢灵运的诗。谢灵运是温州的文化名人，所有的方志都会提到他，提到他的诗。可是，我没有必要译那么多啊，如果沥川把每句诗都像这样问我，我非完蛋不可。现在，我只好拿古代语法来为难他了。
“什么是倒装句？”
“Dislocation.这句的语法，原本是‘池塘春草生，园柳鸣禽变’。谓语‘生’
跑到了主语‘春草’的前面，这叫主谓倒装。在唐诗中，倒装句的主要功能，是要将意象从语法中孤立出来，直接带给你视觉冲击。”
“嗯，视觉冲击——我喜欢这个词。”
看样子他还要问，再问我就露底了，赶紧拦住：“这跟建筑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就不能听听，顺便长长知识？”
我闭嘴。
“谢灵运姓谢，你也姓谢，你是不是和谢灵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我没有好气，“我爸说，我们谢家是陈郡谢氏的一支，和谢灵运同宗。”
“我爷爷说，我们是琅邪的王氏，也是古老的大族。”
“所以，唐诗里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指的就是这两家人。我们的祖先，以前就同住在金陵城外，朱雀桥边，乌衣巷里，大家彼此都认识。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明白了吗？”
他老实地点头：“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安妮，我发现你的学问越来越深了。前天晚上，你说的很多单词，我从来没听说过。比如说，什么是Actinidia Chinensis？”
“猕猴桃。”
“如果你说Kiwifruit，也许我能明白得更快一些。”
“Kiwi是新西兰的一种鸟，而猕猴桃的原生地在中国，千万年来就在这里土生土长。唐诗里都说‘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直到1904年才由传教士传入新西兰。你爱叫它什么随你便，总之，我就不叫它Kiwi。”
“嗯，佩服。一直没发现你这么爱国，都爱到水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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