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刘道一还是很有鼓动力的,他连着两天给龚春台等几个首脑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出路后,基本上建立了他在起义军中的权威,刘道一的第一步目标已经达成了。
刘道一建议龚春台立即下令部队集结整顿,然后南下吉安。
为什么南下吉安而不是北上临江进而窥视南昌,刘道一是考虑到南昌是省城,清军的兵力,特别是各地已经组建的巡防营相对强大,而起义军缺少训练和武器,有的只是些热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吉安比起袁州要富裕一些,希望在那里获得补充。
一切靠得还是“快”。但刘道一统一了首脑们的思想,打消了西进回湖南的意见,将分散在袁州附近的部队集结整编了甲乙丙丁四个纵队,每个纵队约2000人,尽可能地收集了火器及粮食,开始向吉安进发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天,局势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一支已经进入作战状态的军队在一次不算复杂的转进中竟然需要八天时间准备,听起来是够惊人的。实际情况是这八天里,包括刘道一在内的首领们(龚春台已经完全接受了刘道一)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几乎没有刻意地耽搁任何一点时间。特别是在刘道一指出湖北新军已经进抵长沙及浏阳后,龚春台意识到自己最初取得的优势正在丧失,困守袁州是真正的灭亡之道了。但乌合之众就是乌合之众,无法与长期严格训练将纪律刻在骨子里的军队相比。不编组不行,编组又在不停地争吵,前程八字还没一撇,内部已经开始争权夺利。义军大首领只能用义气来约束大家——民国还是遥远的云端,根本就看不清楚。
而决定了攻击方向,部队的启程也是慢吞吞的,将刘道一急的要死。一会儿这个没有,一会儿那个不行,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耗掉了。
不要说龚春台们,就是同盟会的巨头们,至今尚不晓得山东第五镇所部前锋已经以强行军的姿态进入了江西。封国柱没有执行龙谦“慢慢走”的指令,在进入安徽后反而加快了行军速度,自九江渡过长江后,直下南昌。12月1日,封国柱会见了南昌守军将领,得知叛军尚在袁州举棋不定,于是丢下自己的第十七标,亲率迟春先的骑兵标绕过南昌,直扑临江,从东面逼近了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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